闪耀青春 独家记忆 | 我的新村中学时光

做学生

叶积钦供图

叶积钦供图

新村中学最早创办于1958年9月，校址在贤良村，校长是区委宣传委员徐汝端兼任，有校舍1幢4间。1960年，有初中3个班，学生125人。由于种种原因，1961年并入庆元中学。

1976年，因形势所需，新村中学复办，校址选在“黄淤亭”，而10月4日开学报到时，是在原黄淤大队小学校舍里（由祠堂而改装的简易房）办学，因为新建在黄淤亭的校舍才刚刚动工。

当时，招生政策规定，户籍在新村区和万里林区的初中毕业生，有意向就读高中的，一律到新村中学入学（无需入学考试）。开班时，报到的学生共54名。

开学第一周，进行了入学摸底考试。我因为成绩名列第一，加上为人诚实、性格随和，且在小学、初中就一直担任班长职务，所以，经过班主任提名、同学投票选举，让我当班长。当年的高中学制为两年，即便后来班委干部多次换届选举，依然选我当班长。因此，同学送我一个雅称“老班长”。40多年过去了，见面还是这么叫着。

陈永生提供

作者的班主任胡祥友老师（新村中学第一个正式教师、第一任校长）

班长，自然与班主任和课任教师接触多一些，所以我对学校的情况，了解的也就多一些。

重新办学，除了“新村中学”四个字外，其他与原校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停办时间长了，校址变了，又没有留下任何物品，更没有留下师资。所以，这个时期的“新村中学”实际上属于“创业阶段”。

借用村小办学，条件极其简陋。一楼，中间是大厅，靠墙有一个简单的戏台；左边房子，村里留用，右边是一个泥地大房间，作为男生宿舍，十几张高低床，分几排摆放，住着30多位男生。

作者陈永生高中时期照片

我睡在泥墙角的下铺，光线暗淡，阴冷潮湿。夏天，蚊虫多，又没有蚊帐，常常被叮成鹌鹑蛋一样的包，我与同学开玩笑说：又收到“大红包了”。老鼠也常常从被子上面爬过。冬天，四处漏风，棉被单薄，我只好与吴应山同学商量，两床被子合二为一，挤在一张床上，相互取暖。

下雨刮风时，床头墙上的泥土窸窸窣窣掉落下来，只好用旧报纸盖住脸部睡觉。吃的是番薯丝饭，打开饭盒，浮在上面的是厚厚的软软的番薯丝，沉在底部的是薄薄的硬硬的红米饭，因为两者混在一起蒸，番薯丝更易吸水，白米被番薯丝染红了。菜，主要是家里带来的用竹筒（方言叫“格蔉”）装的梅干菜或萝卜菜卤。斋郎、合湖的同学叫“菜糖”，其实不是“糖”，而是外面包裹着一层白白盐巴的咸菜。新鲜蔬菜带来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就坏了。冬天还好，夏天炎热，带的咸菜容易发馊、长小虫，学校食堂只负责蒸饭，不供应菜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将就着吃，经常有同学拉肚子。

叶积敏（第一届初三）供图

叶积钦（85届初三（1）班）供图

物质条件虽艰苦，但精神倒是很愉快，因为有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本该去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我，有机会在学校读书，就很满足了。

二楼，中间宽敞部分当教室使用，开放通风，前面摆放一块黑板，后面摆着四排简易的课桌凳，如遇大雨天，水滴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犹如为上课配乐，坐在教室里也能感觉濛濛细雨。左边两个房间，一间为女生宿舍，一间为男生宿舍（大寝室住不下）。有的胆小的同学夜间要方便，又不敢去一楼墙外的厕所，只好用旧脸盆接，第二天拿去倒掉。右边两个房间，住着两位老师。

教材、粉笔和教鞭，便是全部的教学设备。

第一学年，总共两位课任老师：中师毕业的胡祥友，是学校唯一的正式教师，也是学校负责人（后来任命为校长）、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另一位是庆元中学高中毕业的叶匡满，数学代课老师。一所高中，一个班级，两位教师，三样教具，可谓是袖珍学校了吧？

开设的高中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其他课程根本没有条件开。另外还有两位老师吴宗昌和林新全，专职负责新校舍的基建工作。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教育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简称“五·七”指示）精神，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比较多。

叶积钦供图

叶积钦供图

叶积钦供图

叶积钦供图

吴丽娟供图

多才多艺的胡祥友老师，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有合唱、独唱、舞蹈，还有三句半、快板、相声、小品、短剧等20多个。1977年5月28日至6月6日，全校师生由胡、叶两位老师带队，奔赴张村公社岙头大队学农，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演出文艺节目。1977年9月始，利用周末，历时10多个月，在贤良、新村、石川、岙头、东村、张村等地巡回演出，深受群众好评，也收到一定社会效果。1978年4月19日至26日，全校师生再次奔赴岙头学农。

1978年上半年，位于庆景公路边的黄淤亭新教学楼落成。学校乔迁新家。

教学楼集教学、生活（老师、学生住宿）为一体。条件比在村里时，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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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纯真的年代，学校反复开展“学雷锋·见行动”活动。我作为班长，义不容辞，以身作则带头为班级、为学校和为村里人做好事。

有三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977年黄淤村失火，全校师生全力以赴救火，场面很是感人。我抓起两只杉木水桶，一路小跑到溪边打水，然后一左一右提着装满水的木桶快速返回，犹如少林寺练功的和尚。事后回想自己的力气怎么这样大，换作平时，绝对没有这样的力度和速度，唯一的解释就是“救急”，可以唤醒人潜在的力量——爆发力！

我经常在课外活动时，组织同学义务为建设新校舍挑沙石，用泥土填方，搬运砖块、钢筋和水泥等，有多少力气做多少事情。

曾经多次利用星期天，我带领五大堡籍的吴应山、吴应养、吴枝理等同学到附近山上砍柴火，几个人砍的柴火加在一起有好几百斤，然后挑着送给贤良村和黄淤村的五保户，连东家的水也没有喝一口，还是十分高兴！做好事不留名，都是同学自发组织的，班主任老师也不知情。

考大学

众所周知的新村中学“三苦精神”（领导苦干、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实际上是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萌芽的。换句话说，就是从首届高中班级开始的。得知取消推荐上大学，而凭考试分数录取新生的消息后，老师想办法教给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学们都暗暗下决心，更加珍惜时间，刻苦学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也不例外！

1977年9月，新村中学来了几位新老师。有的教高一，有的教高二。

新分配的中师语文专业毕业的吴剑敏老师，任高一班主任兼语文教学。

吴丽娟-（1998-2001）供图

新分配的中师数学专业毕业的蔡福通老师，教我们高二学生。他备课详尽，讲课仔细，分析透彻，批改认真，辅导用心，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迅速提高。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他出的数学竞赛试卷，满分为120分，我考了118分。当然，成绩参差不齐，最低者只有18分。

高二语文继续由胡祥友老师任课。他的语文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分析精准，讲解到位。作文批改抓住要点，往往采取面批的形式进行，使同学们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他还找来1977年的浙江省高考语文试卷（那时是分省命题），千方百计对照知识点补齐短板。

吴利敏（88届2班）供图

叶匡满老师转教初中历史和初中地理课程，鼓励同学多看书，强化知识点的背诵和理解。新来的庆元中学高中毕业生、代课老师叶文成讲授初中物理和初中化学课程。

高中毕业教高中，高中学生学习初中内容，是当年新村中学独有的特色吧？

高考分文理科，但教学却没有文理之分。

那时候，学校虽然也安装了电灯，但基本上是摆设，极不正常。原因是当年电力没有并网，黄淤村口的小型水电站，蓄水量不多，白天承担着附近几个村的碾米任务，晚上发电照明，雨季还会亮几十分钟，一到枯水期，根本没有能力发电照明。

学生全部住校。住校生晚自习，只能用煤油灯（煤油灯用糨糊瓶自制）或蜡烛照明。我有时候用煤油灯，有时候用蜡烛。我的烛台竟然有一尺多高，很像一个小型花瓶。早晨起床后，洗脸水和毛巾都是黑乎乎的，两只鼻孔如烟囱，惨不忍睹。

因为校内集体作息时间表不能改变，为了力争考上大学，增加晚上和早晨的自习时间，我与平坦村的吴枝理同学很要好，曾经到黄淤村里合租过一间房子，住了几个月，租金每月5元，每人平摊2.5元，利用星期天砍柴卖给食堂，赚点钱付给。

我们两人还千方百计托亲戚到杭州才买到一套高考复习用书，如获至宝，轮流使用。

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聪明，只是比别人更加用功而已。需要取米、番薯丝和干菜，就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没有钱坐客车，其实班车少，也没有机会坐客车，只能步行。独自一人，一边走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的一沓纸条，上面写满各科需要背诵的知识点或数学公式，一路背诵。那时记忆力不错，一次在老师房间开班委会，班主任打开笔记本，找到一首抄写在上面的五言绝句，让7位班委干部同时看一遍，看谁能够背出来。结果，我率先背出，得到大家的赞许。学校至家里，抄近路从溪对岸往上爬岭，经过富林村后岙，绕过长长的横岚，穿过樟下村口的田间小路，到高大村口，再下坡五里地，才到家——五大堡大洪村，往返大约30公里的崎岖小路，可以记住很多考试要点。考前的那段时间，真是：不教分秒空虚度，只与备考结伴行！

当年高考科目为五科，文科是语数政史地，理科是语数政理化。没有外语和生物。

我本着熟悉考场、锻炼胆量的目的，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我读高一，就勇敢去报考（那年招生政策鼓励在校生报考），由于托别人报名，把报文科误为理科，考前到庆元考点拿到准考证时傻眼了，结果可想而知，落榜了，好在出发点就是熟悉考场，一点也不介意。

1978年高中毕业时，我接受教训，亲自去考点报考，选择文科。老天眷顾，居然上线了，还多出十几分，后被录取在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就读。后来得知，全县文科、应届毕业生中，我是唯一上分数线的人。理科，其他学校有几位应届生上线的。也许应验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懂事早，肯吃苦吧！

首届高中开班时的54位同学，由于转学、辍学和招工等原因，毕业时只有39名同学了，拍毕业照还有三位同学缺席。

1979年，新村中学建成第一幢学生宿舍，共12个寝室。

吴利敏供图

两年制高中部一共招收四届学生，1980年高中停止招生，最后一届于1981年7月毕业，共计毕业生167人。

当教师

1978年9月，新村中学着手谋划撤销高中部，筹备转办初中部，故向新村区和万里林区各公社的附设初中班招收一个班级的初三学生。教室借用贤良村的旧大会堂，1979年毕业。

那段时间全县初中部初二毕业与初三毕业，同时并存。

1981年7月，我从丽水师专中文专业毕业，被庆元县教育局直接分配在新村中学任教，是第一个来到新村中学工作的大学生。住在教学楼里，一个教室用木板隔为几间房，我与叶匡海老师隔壁，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经验。一个以木柴为燃料的小风炉摆在门外走廊栏杆上，到溪边打来水，烧点菜，经常半生不熟的，想想也觉得好笑。

这一年高中停办。初中改变了招生计划，面向新村区和万里林区招收初三学生三个班，约150人。面向石湖公社招收初一学生54名，设一个普通班；面向新村区和万里林区招收初一新生54名，设一个重点班，由我任班主任。这一学年共5个班级，是新村中学第一次扩大办学规模，却没有初二学生。之后，每年初一招生两个班级，学校维持6个班的规模。

我一毕业就任重点班语文课、班主任，肩上担子着实不轻。可话也说回来，当老师，还真的需要当班主任。班主任官不大，管的事情可多了，学业成绩、思想纪律、心理开导、生病照顾等等，可以说学生吃喝拉撒都要管。我经常在学生吃饭时去看看，万里林区来的学生，因为路途遥远，回家不便，吃菜实在很苦，有时只好炒点咸黄豆送去将就；经常在学生就寝后去查铺，帮助学生盖被子；经常送生病的学生到新村卫生院（贤良）去看病。当然，学生对班主任更有感情。几十年过去了，学生还会联系班主任，记得班主任，却不一定记得科任教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经过一年的奋力拼搏，1982年上半年学生参加全县学年统考，不仅语文成绩优秀，而且其他各科也名列前茅，很是欣慰。

吴启成-（2007年—2010年-802班）供图

吴启成供图

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全校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利用部分劳动课和课外活动时间，在溪滩上围堰填操场。一小块一小块填，一年接着一年填，逐步形成基本可用的操场，几年后才结束了在公路上体育课的历史。

同年，学校团支部改为团总支，胡东跃老师任书记。1982年暑假胡东跃调离后，我接任团总支书记，开办业余团校，讲授团课，出墙报，主抓团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团工作有声有色，团总支于1983年“五四”青年节被团县委评为先进集体，我个人也受到团县委表彰。

1982年，建成教工宿舍，两位单身教师合住一套房间（两个单间和一个合用的小厨房），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1984年9月始，学校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一阶段，可以归纳为“迅速提升阶段”。蔡福通老师接任校长，我接任教导主任，配合校长分管教学和思想工作。由于教育体制改革之风吹入新村中学，学校在带头苦干的蔡校长领导下，进一步完善各种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分工明确，职责落实，奖罚分明，内强管理，外树形象。尤其是在制订评优评先制度时，一律向一线教师倾斜，十分注重发挥教职工积极性。当然，也离不开县教育局、区委、区公所主要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学校运转进一步正常化。

吴长淼-（96届）供图

吴长淼-供图

吴长淼-供图

学校一年比一年取得优异成绩：1985年毕业生升入中专7人、升入高中21人；86年升入中专14人，升入高中58人；87年升入中专19人，升入高中54人。单纯从数字看，好像不怎么起眼，但新村中学三年制初中，每个年级仅有两个班级，每年毕业生只有100多人，优秀率、及格率、升学率在同类学校中已是遥遥领先了。至此，新村中学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获得各级各类的荣誉称号无数。

成绩和荣誉的取得，离不开“三苦精神”。

“三苦精神”从首届高中时开始萌芽，已经形成良好的传统，一年一年往下传承，前面所取得的成绩，用于激励后面的人。

“领导苦干”，从1976年至2011年胡祥友、吴德宽、蔡福通、张继誉、范寿仁、吴向东、魏杰、张荣辉等八任校长，本着淬炼忠诚、干净、担当三种特质，守住政治、思想、行动三条底线，一任接着一任苦干，谁都不敢有丝毫懈怠，而且越干越有劲头，越干越有成效！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蔡福通校长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他除了主管党政事务、主抓校风建设外，始终不脱离教学一线，一直任初三毕业班数学课，紧紧把住教学质量关。我与他搭班，任语文课，商量好早读课归我语文朗读、辅导，结果他老是抢学生的自习时间，要求学生背诵数学公式。尤其是冬天的早晨，他为了获得时间，还没到上课铃响，就站在教室门口守着，使我不好意思再进入。要知道，当年是没有任何津贴的呀！

“教师苦教”，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点不假。蔡校长是教师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苦，生活简单自不用多说，当年工资低，又无任何经济补贴，连贤良也没有菜市场，酱油浇饭、红糖拌饭将就一餐，是很常见的事。

学校规模小，编制缺乏，而必须开出的课程又多，怎么办？只好一人多课头或者多班级，比如化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兼政治课，那样备课就需要双倍的时间了，工作量明显加大，而且常常需要跨年级兼课。有的老师一周要上20多节课。

刘汇鑫（-85届1班）供图

唯一一位体育老师姚秋荣，不仅要上全校所有班级的体育课，组织全体学生晨练，组织召开学校运动会；还要带领并训练各种各样的运动队，选拔优秀者参加全县运动会。一天到晚都在忙，非常辛苦。

平时，教师团结协作，友好相处。不会因个人感情因素和生活艰苦而产生矛盾，却常常因争抢学生自习课、早晚自修时间而闹别扭。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教师全心全意为了学科成绩而费尽心思。

对“苦教”这种说法，我们老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乐教”。当年，我与陈天金老师就讨论过这种说法：如果老师真正认为“苦”了，肯定难以有激情，难以全身心投入教学。逆向思维，苦其实就是乐，“以苦为乐”“苦中有乐”才能真正全力以赴，才能教出好成绩来！当然，考试成绩公布之时，优秀率、及格率、平均分都比同类学校要高一些，那是老师最快乐的时候。

眼见一批一批新教师来校了，一批一批老教师进城了，在那样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情况下，谁不想早点出成绩而返城呢？这话虽然直白，似乎上不了桌面，但教师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好在当年县教育局制定调配教师进城的政策时，把教学成绩“摆在第一位”，是指挥棒，其作用自然不言而喻。因此，新村中学的老师，从教研到教学，从上课到辅导，从布置作业到批改答疑，无论哪一个主科，哪一个环节都不肯轻易放松。

“学生苦学”，新村中学是一所夹在庆景公路和南阳溪中间的“一”字形学校，前不着村，后不挨店，是一个读书的好环境，全体学生均为住校生。

在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里，一届比一届劲头足，一届比一届成绩好，为什么？

上课认真听讲，作业按时完成，这是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做到的，学生做到了。天气好的时候，晚饭后在公路边散步时，手里都拿着课本；在溪滩旁、岩石上乘凉，手里也拿着教材；有的学生放弃看电影（1985年开始，每周六放映一场电影）而回教室做试卷······这些不是老师要求的，学生也做到了。还有，学校为了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必然要规定统一的作息时间表，有的学生居然违反作息纪律，就寝熄灯后，偷偷溜出去在路灯下看书；更有甚者，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没到铃声响，提早起床自习；值日老师巡查发现，一些学生午休时假装睡觉以应付检查，实际却在默记知识点。时间如弹簧，有伸缩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每天的时间对大家一样，但是善于管理时间、利用时间，那就不一样了。

吴慧芬（-1997—2000年-104班）供图

吴慧芬供图

在母校当老师时，还有两件事情难以忘怀。

1982年10月，贤良村失火，我与同事一起去救火。我虽然有恐高症，但是居然敢爬到失火房主的邻家屋顶上，帮助拆卸瓦片，开辟防火路，以防止火灾向更大范围蔓延。

为了加快速度填平操场，我经常组织团员学生义务在公路后坎挖石块，由于缺乏工具，就空手去扒。有一次，十个手指，有六个扒出血丝来，还强忍住疼痛，对学生说：“没关系，轻伤不下火线！”激发团员更加用力取来石块、搬运石块填操场。

1987年9月，我与吴峰华和周理勇三位老师分别考入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本科、物理本科和英语专科脱产带薪进修，为期两年。

1989年9月，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把原先的教导处，分为教务处和政教处，我又回新村中学任政教主任，分管校风建设和德育工作，兼任毕业班语文课教学。这一学年，学校德育工作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

1990年8月，蔡福通校长因工作成绩显著，被调到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因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需要新办新村区第二中学（1992年撤扩并后，改称五大堡乡中学），我被任命为主持工作副校长，调到五大堡新处垟筹建新校。

由于集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大，庆元东部农村人口急剧下降，学生生源严重不足，办学成本越来越高，2010年8月，新村中学根据庆元县教育局有关全县教育布局调整的政策——将要撤并新村中学的决定，整体搬迁至城东小学，借用教室、寝室、食堂等场所，实施为期一年的过渡办学。过渡办学时期共有三个班，其中初三两个班、初二一个班。2011年8月，新村中学完成办学使命，并入庆元三中，最后一个初三班学生也一同并入三中。至此，户籍在贤良镇、张村乡的小学毕业生列入庆元三中招生范围。

35年来，新村中学为社会培养了5000多名优秀学子，为庆元经济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曾在新村中学度过学生时代或者是教育职业生涯的“新中人”，必定对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铭记于心。